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带来公民社会的同步发展。究其原因，在于缺乏一个公民社会得以自发于其中生成的母体。当前，最有望成为公民社会母体的，是由居民小区发展起来的社区自治。

    从历史的角度看，中国社会没有为现代政治哲学所特别关注的公共领域，缺失形成公民社会和民主自治的社会基因、制度基因和文化基因。在古代，虽然有宗族组织的自治，但这不是政治性的自治，而且，也不是由个人通过自主联合而形成的自下而上的制度安排，而是宗族组织对于其成员实施家长式的控制。宗族组织实际上只是填补了政治力量无法达到的权力真空而已。

    计划经济时代，对应于宗族组织的是“单位”现象。所不同的是，“单位”是一种社会化和政治化的家庭，通过“单位”，政治权力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细胞。整个社会都处于政治权力特别是行政权力的监管和控制下，生老病死、衣食住行、教育、就业等等，都依赖于政治权力自上而下的安排。整个社会的运行机制是政治权力控制单位，而单位控制个人的生活。“单位”同样不是自治的现代公共领域。

    不过，随着市场经济时代的到来，作为社会胚胎的“单位”现象已经逐步解体，人们被迫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。与此相应，利益主体的多元化要求社会协作的秩序、包括政治秩序，应当由各种利益主体平等协商、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共同建构。因此，市场经济时代需要一个公共空间，让彼此陌生的利益主体能够在此充分表达和交流意见，就彼此协作的条件达成共识。有此公共领域，才会有自主的现代公民社会；否则，人们只能在家族或“单位”中的、狭小的熟人圈子之内，接受既有的传统和习惯，被动地按照上级或家长的意志生活。

    但是，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带来公民社会的同步发展。究其原因，在于缺乏一个公民社会得以自发于其中生成的母体。由于政治权力的绝对强势，最活跃的市场主体——企业管理者、民营资本家、个体创业者，为了自己的利益和生存，都不得不以某种方式和政治权力结盟，没有能力甚至没有兴趣投身于公共领域的建构。对那些通过垄断或其他不正当竞争方式牟利的市场主体而言，成熟的公共领域甚至是与其自身利益相违背的。

    当前，最有望成为公民社会母体的，是由居民小区发展起来的社区自治。居民小区是原本彼此陌生的业主组成的小社会，同时他们又有共同的利益。面对资本和物业管理者的强势，业主们自发组织起来，以增强和资本以及政府进行博弈的能力。这正是由业主自发组织起来的业主委员会迅速发展的原因。

    业主为组建业主委员会而达成的协议具有宪章的性质，在居民小区的范围内是规范人们行为的宪法性文件，类似于政治哲学中规范社会基本结构和秩序的原始契约。依此，在小区的范围内，人们能够实现自我管理，自下而上地规定业主委员会的组成方式、权限和办事程序，同时，在私人空间之外，建立了一个彼此进行对话和沟通的公共领域，并可以进一步规定人们共同生活的秩序。所以，成熟的居民小区，实际上是一个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治的社区。在这样的社区生活中，会培育起现代公民权利意识，并受到成为现代公民的教育和训练。大范围的居民小区的发育和成熟，有望在经济和权力的结盟之外，构成一种平衡力量，成为公民社会发育的母体，实现中国社会结构的基因突变。

 

来源：广州日报  作者：张以明（深圳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)